翻译具有创生意义的能力和责任
上海西班牙语翻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个体翻译意义与普遍翻译意义是相对的概念,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果一种个体翻译方法得到普及,那么,这种因为翻译附加上去的意义就变成了普遍翻译意义;如果一种普遍翻译做法失去普遍性,比如,以中文姓氏来翻译外文中的姓氏这样的做法,那么,普遍翻译意义就会转变成个体翻译意义。第二,个体翻译意义与普遍翻译意义的存在说明,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虽然需要考虑专名的命名意义和特征意义,却没有必须再现这些意义的义务。而且实际上,在许多翻译过程当中,译者可以在译文中附加原文所没有的意义和内容,甚至还可能会扭曲原文。这正是翻译创造性的体现。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意义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社会性和伪性—或者说人为性,语词的意义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产生了意义,文化决定了意义。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翻译本身也具有产生意义的能力,它完全应该而且也可以产生出原文所没有的意义来,只不过,约束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比如忠实原则需要重新认识罢了。这是我们从专名的翻译上看到的东西。因此,从文化替换角度认识确译,翻译的范围也就得到重新的界定和拓宽。
上海西班牙语翻译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特别能够体现译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就是Greek的译名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把Greek翻译为“希腊”而没有按照音译的原则把它翻译为“格里克”。所谓“希腊”其实是古希腊人的古名Hellas的中文音译,我们现在说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用的还是这个字。所谓的Greek“格里克”其实不过是处于希腊与罗马之间的另一个地方的地名。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这个名称来自古希腊人史前先人的旧名Graecus,当时他们居住在Epirus故地。这个名称经拉丁人的传播,在日耳曼人、哥特人、条顿人中间被广泛接受,后来逐渐成为拉丁世界对希腊人的官方称号。不过,现代学者则认为,Greek这个名字是由希腊城邦Euboea在希腊西北部的殖民地居民带过去的。据说,他们殖民所居住的地方就叫做Greek。因此,原始拉丁人崇尚希腊文明,敬仰希腊文明,但错以为他们就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格里克人,这个传播希腊文明的中间站,就是真正的希腊,所以就用“格里克”来称呼希腊人。所以后来就将错就错沿用了下来。但是,现代的中国翻译家在翻译这个希腊国名的时候,也许是景仰希腊文明的缘故,居然强行要把这个名称恢复过去,用原来的名称来翻译它,并得到全体国民的普遍接受,这实在是文化史和翻译史上的奇事。
无独有偶,我们中国人的“中国”的名称的西传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在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和俄语中,他们表示“中国”的词分别是Khitay,Kytai , Kitay。后来拉丁文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将这个称呼吸收过去,写作Cat(h)aya。英文中的Cathay就是这样从拉丁文中借用过来的(英文过去的写法是Cathaye , Cataya, Cathaia )。
如此看来,专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翻译过程本身又会为仗个本来已经异常复杂的专名问题平添更多难题。面对专名的翻译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不仅放大张显了许多专名的理论问题,而且还赋予了专名其本身所没有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过程和结果本身也是具有意义的,这从侧面也印证了以往翻译论家所主张的观点,即Translation is a production not a reproduction(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